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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终,辞旧迎新,本期致敬了两位先驱:球王贝利和时尚icon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当我们回顾他们的人生,不难发现,有些人成为明星,而贝利和韦斯特伍德却是传奇。当然,贝利名扬四海,名气远在维维安·韦斯特伍德之上,但两人都担得上“先驱”(Pioneer)的称号。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遗产,远远超出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
“贝利踢球22年,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大使都更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和平。”前巴西驻美国大使皮尼埃罗这样评论。1969年贝利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踢球,当地交战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运作下,贝利为纽约宇宙队效力,把南美的热爱,带入了北美,把属于世界的运动带给美国公众。1977年宇宙队与中国国家队在北京、上海各上演了一场友谊赛,即将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民众目睹了球王风采。参赛的中国国脚刘利福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一个井底之蛙,外边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是与贝利同场竞技打开了我的眼界。”没有人比贝利对普及足球的贡献更大了,以至于《纽约时报》曾经以此为题:《如何拼写贝利的名字:GOD》。
不过,贝利也并不讳言,他明哲保身接受了军政府总统的封赏,与拳王阿里对抗美国政府拒绝参加越战不同。所幸巴西人民从来没有把世界杯的胜利归功于独裁者梅迪奇将军。贝利仍能保全自己的声誉。
韦斯特伍德则创造了我们今天认为“很英国”的元素——叛逆。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社会上抗议不断,变革在各个层面蠢蠢欲动。那是“胡士托音乐节”的前奏时代,时装与文化领域成了年轻人发泄不满的出口。韦斯特伍德令人赞赏的,是她一生都忠于自己的信念:摧毁“一致性”(Conformity)这个词。一名曾经采访过她的资深时尚主编告诉我,韦斯特伍德承认,自己对传递理念的兴趣,远远高于时尚、时装。甚至可以说,时尚不过是她发出宣言的平台。她是最早将“文化”带入时尚的,包括在时装上印制名画。她的生意成功,至今受到Z世代追捧,可是她本人反对过度消费,在她忠于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守中。封面故事中引用赫胥黎的话:“正统,是智慧的坟墓。”诚然,循规蹈矩没有价值,但米兰·昆德拉也说:“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掩盖着枯燥的心灵。”韦斯特伍德在两者之间的中线,是本能的聪明。
两位先驱对今天的意义?贝利在球坛之外,是第一个开始关心公益的球星。韦斯特伍德的不随主流永远鼓舞人心。但是,在今天,独立的人格其实更难闪现,比如贝利“记不清自己有多少私生子”,或者韦斯特伍德那样出格的打扮。今天要做到“不正统”,比先驱们的时代更需要勇气,以及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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