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柄谷行人：在文学与哲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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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读者对于柄谷行人作品的评价，有人感叹深奥、十分“难啃”，有人赞叹作品流畅性、作者洞见，还有人戏谑称，没想到自己的哲学启蒙作者是个日本人。他在世界范围内以哲学家的面貌名声大噪，提出了新的哲学概念，对康德和马克思两位思想家展开的跨越性批判获得了广泛认可。12月，现年81岁的柄谷被授予2022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Berggruen Prize for Philosophy & Culture），成为亚洲首个博古睿奖得主，以表彰他“在现代哲学、哲学史和政治思想领域做出的极富原创性的贡献”。

从文人到哲人

柄谷行人的作品在西方广为人知之前就已经在亚洲产生巨大影响，但那时他的身份还是文学评论家，成名作是《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这个书名听起来沉闷、学术，但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念，不仅是在讨论日本文学，也讨论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自我定位的问题。当太宰治名句“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出自《人间失格》）被广泛传播，日语专业学生捧着必读书目《吾辈是猫》（夏目漱石）时， 柄谷提出了读者并未思考过的概念，更深入地探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历史脉络。其中最核心的是“风景的发现”，他提出一种观点：“风景”在日本被发现是在明治20年代（1887—1897），在此之前，作为风景的“风景”并不存在。在此之前对风景的描写是千篇一律的套话，它们是一种典故也富有诗意，但“风景”并不应该只是自然景观，而应从“自我”这一主体出发，是由主体所感受到的东西。柄谷给出的定义是：所谓“风景”，正是“拥有固定视角的一个人系统地把握到”的对象。他提出了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绘画与中国山水画在观察对象方式上的共通，“山水画家在画松的时候，他画的是松这个概念，而不是在一个视点和时空中所看到的松”，“山水画家所描绘的对象并非由一个主观统一把握，其中不存在一个自我”。因此，在本书中，风景的发现也被视作区分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的标志，在阅读现代文学时，能看到一些“风景”随着观景之人的心境产生改变，即是柄谷所描述的风景之于自我的碰触。这一理论至今仍影响广泛，日本知名导演新海诚对于动画的塑造便受此启发，在《你的名字》等作品中就能看见人物内心世界以某种方式投射在风景中。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对于“文学是什么”的考求贯穿始终。但柄谷并不是堆砌理论，在各种思潮主义上折腾，如同夏目漱石在《文学论》中的话语，“读文学以知晓文学究竟为何物，犹如以血洗净血渍”。柄谷从“风景的发现”讲到“内面的发现”，最后写到民族主义，以一种批评性随笔的形式挖掘了日本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揭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

△柄谷行人也是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抗议游行的一员。

作为大学者的柄谷，对文学研究的起源却与两种病症相关。童年时期，他不肯上幼儿园，上了小学之后一二年级都没有说过话，称是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因此能说话之后在人前也容易脸红，这又是赤面恐惧症。因祸得福，柄谷发现文学世界令他自如。小学时，他反复品味的两本书是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学读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另一方面，还尝试写过漫才（一种站台喜剧形式，与相声类似）剧本，自称这是源自关西人的搞笑天赋。进入东京大学后，柄谷先修读了经济专业，研究生时期转向人文科学研究。笔名也从原行人改为柄谷行人（本名为柄谷善男）。参与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抗议，随着日本战后的文学批评大潮，1969年，柄谷以《意识与自然：夏目漱石试论》获《群像》新人文学评论奖，正式开始了文学评论家的职业生涯。战后日本文艺批评的一大传统是对战前历史的反思，战后民主主义通过对战前历史的全面批判来确立日本的主体性，与之对立的新左翼则提出对日本主体性的重新构想。柄谷正是在这几种话语之中进入了文坛。从他初期论文可以看出，他对同样是新左翼的吉本隆明评价很高，之所以选择评析夏目漱石的作品，是为了另一个人——江藤淳。柄谷早年曾抄写江藤淳的文章作为练笔，研究生时期专攻英国文学也是受江藤淳影响。江藤淳以对夏目漱石作品的研究而闻名，柄谷则一心想要这名“漱石论客”也能品读自己对夏目漱石的见解。得益于江藤淳的激励，柄谷1975年于耶鲁大学选择用外语教授日本文学，这被他视作“异乡人存在的一种方式”，但也启发了他对日本现代文学的思考，进而催生了他的成名作。

文学不死，绵绵若存，这是以文学为志的人常抱有的信仰，但柄谷并不属于这一行列。在写“起源”时，柄谷就认为日本现代文学已经走向“终结”，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特权地位。他在谈论“文学与民族国家”关系时强调：“当今的民族主义并不需要文学。民族主义虽然没有结束，但现代文学已经终结。”一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柄谷开始认真研读康德，虽然此前也曾从事哲学性的工作，谈马克思、谈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但被外国人称为哲学家又觉得不协调，直到“开始研究康德后才真切感受到是在研究哲学”。2003年，他出版了《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自创了一个概念Transcritique，critique强调文学性的批判，trans则有横贯的（transversal）意味。他在书中谈到，康德和马克思的批判性是从他们的“移动”之中获得的，因此跨越性批判的意义在于批判应同时从自我和他人的视角展开。在另一部开创性作品《世界史的结构》中，他又颠覆马克思的观点，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社会的交换模式上，而不是生产资料上。

△柄谷行人作品《世界史的构造》在克罗地亚书店销售。

博古睿奖评价，柄谷的学术造诣与他的政治参与深度以及期刊编辑的经历密切相关。大一时，柄谷就参与了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抗议，这是日本现代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次年，他写了一份宣言，呼吁将社会主义学生同盟重组为一个协会。而40年后——2000年，他创立了新联合主义运动（NAM），旨在反驳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观念——与当时的理念不谋而合。在这段时期里，柄谷自认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是创立了杂志《批评空间》。这本杂志目的之一是让日本年轻人有自由工作的机会，另一个则是介绍外国发生了什么。它被视作日本评论家参与“斗争”的方式，在2002年停刊前主导了日本知识界十多年。

此后不久，柄谷从日本的教学岗位上退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和讲学中。今年10月还出版了新书《力与交换样式》。交换样式理论是柄谷分析社会构成体系的核心思想，可分为四种，A为互酬，B为服从与保护，C为商品交换，D则是与ABC不同层次的东西。以历史进程为例，交换样式决定了社会形态，A代表氏族社会，B是国家，C是资本主义，D是作为“在A的高次元层次上的恢复”。这是在《世界史的构造》（2010）出版十余年后，柄谷再次探讨交换样式带来的观念性力量。在书的结尾，他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布洛赫的话，表达了一种在全球动荡之时对“交换样式D”的期望：“正是在似乎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希望会作为’被中断的、被阻断的未来之路’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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