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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9日，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巴黎去世，享年75岁。拉图尔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于2013年获得被称为人文学科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他对当代学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史、艺术史、哲学、人类学、地理学、神学、文学和法学等领域之外
谁是布鲁诺·拉图尔
布鲁诺·拉图尔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法国东部勃艮第大区“葡萄酒之都”博纳的一个酿酒商家庭。作为学生，拉图尔最初专注于哲学，并在1975年获得图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将兴趣转向人类学，在科特迪瓦进行实地研究后，撰写了一部关于去殖民化、种族与工业关系的简短专著。
从1982年到2006年，他在国立巴黎高登矿业学院的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任教20余年，随后转去巴黎政治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位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讲席获得者，并从2007年起主持学院的媒体实验室。此外，他也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及阿姆斯特丹大学等的客座教授。
拉图尔也涉足艺术界。2002年，他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策划了《打破偶像》（Iconoclash）展览，2005年，又策划了《公之于众》展览。他还与研究员兼导演图阿迪（Frédérique Aït-Touati）合作了多个戏剧项目，包括2013年的《盖娅全球马戏团》（Gaia Global Circus）和2017年的演出暨讲座《内部》（Inside），利用戏剧讨论从微生物到民主的一切。2020年2月，他举办了另一场融合表演和演讲的《移动的地球》（Moving Earths），展示了“社会和宇宙秩序正滑向一场平行的政治和生态崩溃”。
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说，拉图尔曾鼓励他“把所有生命系统——技术、社会和生物系统——视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加的过程”，他认为，拉图尔的“活力、新鲜、创新、诚实、开阔、艺术和幽默，正把我们从控制和掌控的幻想中拉回对不断发展的民主的拥抱中”。
2013年3月，拉图尔被宣布为当年度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获得者。评委会认为，拉图尔对现代性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分析与重新诠释，并挑战了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区别等基本概念，并表示，“拉图尔的工作在国际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且远远超出了对科学史、艺术史、历史、哲学、人类学、地理学、神学、文学和法律的研究”。
2021年，拉图尔又获得由日本稻盛基金会主办的京都奖“思想与伦理”类别大奖，理由是他“通过发展一种关注技术科学与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哲学，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了现代性”，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科学观。
拉图尔思想面面观
拉图尔的第一部正式学术著作是1979年与英国社会学家史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出版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拉图尔和伍尔加观察到，一个典型的实验只产生不确定的、归因于仪器或实验方法失败与否的数据，并且大部分科学培训都涉及了实验者学习如何主观决定保留和丢弃哪些数据。他们由此提出，科学研究对象是在实验室内社会构建的概念，并非独立于测量它们的仪器和解释它们的大脑之外的存在。他们将科学活动视为一种信仰、口头传统和特定文化实践的体系——简而言之，科学不是作为一种程序或一套原则，而被重建为一种文化。这种观点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对。美国社会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认为，拉图尔的“极端社会建构主义”立场在几个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并且在不经意间产生了“滑稽的结果”。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
1980年代，拉图尔帮助开发和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即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虽然当时颇具争议，但它已被用作一种方法论工具，不仅在社会学中，而且在城市设计和公共卫生等一系列学科中也被采用。它源于拉图尔对实验室的研究，他看到了一个个看似脆弱和孤立的物体——一个科学仪器、一张纸、一张照片、一个细菌培养物——如何因其他物体构成的复杂网络而获得巨大的力量，这些物体被称为“行动者”。一个“行动者”在社会上的“网络化”程度越高（参与其生产的人和事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驳其不太合理的替代方案。拉图尔认为，这就像医学革命通常归功于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天才，但事实上，应当将其视为不仅是医生、护士和卫生员之间的关联，还有蠕虫、牛奶、痰液、寄生虫、奶牛和农场之间的关联。因此，科学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由人进行的（他认为，这是对“社会”一词的简化误解），更因为它汇集了众多人类和非人类实体，并利用他们的集体力量来行动和改变世界。
拉图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1991年出版、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和评估人类心理景观的《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er Been Modern）。拉图尔认为，社会从来都不是真正现代的，并提倡用非现代主义来替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等概念。他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相信通过自身的觉醒废除了整个过去的时代；反现代主义则是对精神、理性、自由、社会、上帝，甚至是过去等实体的捍卫；而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也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抽象概念，并将其视为真实。在这些思潮中，政治、科学、大众和专业话语混为一谈，以至于不再可能出现整洁的自然/文化二元论。相较之下，非现代主义的立场重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对称性，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和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裂。拉图尔认为，“非现代人”所玩耍的领域与“后现代人”全然不同，他称之为一个更广阔、更少争议，属于未知领地的创造，并玩笑式的命名为“中央王国”。
《我们从未现代过》
2004年，拉图尔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批评已经失去动力》的文章，质疑了自己大部分职业生涯所依据的基本前提。他提出，90%的当代社会批评表现出他称之为“事实立场和童话立场”的两种方法之一。其中，童话立场是反物神崇拜者，认为“信仰的对象”（如宗教，艺术）只是由“天真的信徒”投射出的愿望和欲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立场”则认为，个人往往是被外部力量（如经济、性别）在暗中、无意识地支配着的。“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人感觉如此美好了吗？” 拉图尔在文章中写道，“无论你采取什么立场，你永远是对的！” 他得出结论，应当支持一种积极的批评框架，来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被关切的问题如何能够得到支持而不是被削弱：“批评家不是从 ‘天真的信徒’脚下抬起地毯的人，而是为参与者提供聚集场所的人。批评家不是像戈雅所绘醉酒的反偶像者那样在反物神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随意交替的人，而是对他们来说，如果某物为他们所建造，，那么它就意味着脆弱，因而非常需要小心谨慎。”拉图尔此文被认为在后批评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美国文学评论家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称他为后批评项目的重要先驱。
2018年和2021年，拉图尔又接连发布两部与气候危机相关的著作：《脚踏实地：新气候体制下的政治》（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及其续作《大封锁之后：变形记》。前者是拉图尔对当前的后真相时代的启示性分析，他认为，目前的生态突变架构起了过去30年的整个政治格局。一些有权势的人相信生态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放弃了任何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享共同未来的伪装，纷纷向海外转移，并在否认气候变化方面投入巨资；而左翼却迟迟没有把注意力转向这一新形势，仍然沿着从对地方价值的投资到对全球化的希望的轴心进行建构，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对现代化理想不满的人们则正转向对国家甚至种族边界的保护。拉图尔提议，人们亟需改变方向，把政治定义为面向地球而不是国际或国家的事务，回归现实，“脚踏实地”才是当今的政治任务。
《脚踏实地》
在《大封锁之后》中，拉图尔描述了全球人类在经历新冠疫情之后所要面对的现实：尽管许多人希望回到“大流行之前的世界”，但事实上，全球卫生危机与另一场更大、更严重的危机——由新气候制度带来的危机早已交织在一起。他认为，疫情封锁期间的生活可能是人类对气候突变的一次彩排，一个最终了解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生活在哪里、“地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以及我们将如何适应自己的方向的机会。我们也许最终能够探索这片与所有其他生物一起生活的土地，开始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突变的真正本质，并发现什么样的自由是可能的——一种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有着不同理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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