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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区柯克的电影《鸟》中有这样一幕：一只鸟带着敌意出现，然后更多鸟落下，开始攻击人，世界很快充满了神秘而可怕的鸟。“在未来，他将梦见这一幕，明白他的故事就是第一只黑鸟降落的故事。”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自传《约瑟夫·安东》的开篇中写道，“这将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的故事，直到黑鸟充斥天空。”20年后，拉什迪遭遇了这只“黑鸟”——哈迪·马塔尔（Hadi Matar）。这个头戴黑色面具、一身黑衣的年轻人袭击了拉什迪，向他挥刀十余次，险些令他丧命。全世界震惊、谴责之余，也将目光对准了马塔尔以及他所支持的对言论自由的批判和暴力，并反思，当今社会是否早已笼罩在被黑鸟侵袭的阴霾之下。
无限的危险
拉什迪遇刺两周前，曾与谈及作家的安全问题，直言如果早年写作时社交媒体已经存在，他会面临“无限的危险”。
拉什迪出生于印度孟买，年少时前往英国留学，在此期间放弃信仰伊斯兰教。毕业后他当过演员、广告策划，最终选择以写作为生。他的作品饱含对民族、历史、宗教和人性的思考，在文学界颇受赞誉，也饱受争议。1981年，他的小说《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一举斩获布克奖，却因作品触怒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而被禁；1983年出版的小说《羞耻》（Shame）又因中伤巴基斯坦前总统奇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遭禁。1988年出版的《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则真正让拉什迪陷入死亡威胁。由于小说改编了《古兰经》的一些故事，如称呼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为马洪德（Mahound，中世纪时期一些将先知视为魔鬼的基督徒会这样表述）、小说中马洪德利用天使加百利传达错误法令等（营造了自私自利的形象，且与《古兰经》事实不符），拉什迪被指责亵渎宗教。1989年，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对拉什迪发出追杀令（Fatwah），此后多年，有50余人相继因为翻译、出版或是声援《撒旦诗篇》而遭到暗杀，拉什迪不得不隐姓埋名，四处躲藏。
“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虚构人物。”拉什迪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躲藏岁月。他改用假名“约瑟夫·安东”（Joseph Anton），灵感取自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在最初的几个月，他每三天搬一次家，出入都有武装人员陪同，清洁工来打扫房间时，他都必须躲在浴室不露面，甚至一度患上幽闭恐惧症。后来入住的安全屋布满摄像头和防弹设施，有6名警察日夜守卫，出行受到限制。拉什迪和为他提供庇护的英国当局一度以为这种“苦日子”只需持续几天，就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撤销追杀令，却未曾想，拉什迪蜗居了6年才获准公开露面，12年后才真正恢复自由。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离婚，哀叹“基本失去了‘男人四十’这段黄金岁月”。
▲民众抗议《撒旦诗篇》出版。
创作支撑拉什迪走过艰难岁月。他曾表示写作是一种生存手段，“如果长时间不写作，那我就会变得更加疯狂”。躲藏期间，他写下诸多书评、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并完成长篇小说《摩尔人的最后叹息》（The Moor's Last Sigh），讲述独立后印度面临的民主问题。“即使他们现在杀了他，也无法打败他。他没有被压制。他一直在继续。”就如拉什迪在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从未放弃过用文学影射现实问题。2015年出版的小说《两年八个月又二十八夜》（Two Years, Eight Months and Twenty-Eight Nights）探讨自由与暴政、理性与冲动的斗争，被视为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现代寓言；2017年的《黄金屋》（The Golden House）批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事，指出社会受到假新闻和偏见的影响；2019年出版《基乔特》（Quichotte），对《堂吉诃德》进行全新的阐释，谈论阿片成瘾问题和父子关系；散文集《真理的语言》（Languages of Truth）于2021年问世，拉什迪在其中毫不避讳地谈论神话、审查制度和移民问题。
34年后，拉什迪已过上平静自由的生活，但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旧高悬。伊朗于1998年宣布不再支持追杀令，却也没撤销它，“就像子弹，不击中目标就不会停止”。8月12日，24岁的哈迪·马塔尔在一场讲座中袭击拉什迪，导致后者重伤。马塔尔出生于美国，父母是黎巴嫩移民，家中无人信教，与伊朗并无交集。但他在社交媒体上流露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同情，在庭审中表示“敬佩霍梅尼”，指责拉什迪“攻击信仰体系”——至于《撒旦诗篇》，马塔尔承认“只读过几页”。外界很难理解，马塔尔并未经历过霍梅尼时代，为何成最终执行了追杀令？也许是互联网的影响。就像拉什迪所说，“被悬赏很可怕，所幸当时没有互联网，伊朗人只能给清真寺发传真（来通缉我）。如今，死亡威胁变得更为常见。在互联网面前，传真机的杀伤力不值一提。”
自由与冒犯
“没有人有权利不被冒犯。这种权利在我读过的任何宣言中都不存在。如果你被冒犯了，那是你的问题。如果你不喜欢一本书，那就读另一本。”拉什迪曾在接受BBC采访时如是说，这段话在他遇刺后被反复提及。拉什迪被誉为“言论自由斗士”，美国总统拜登称赞他“代表了基本的、普遍的理想，真实、勇敢、不屈不挠”，演员兼作家卡尔·潘（Kal Penn）认为他是“一代艺术家的榜样”。
多年来，拉什迪一直坚持为“思想和言论自由”发声，与此同时，他也对时代环境的改变进行反思。2020年，拉什迪曾与文化界人士在《哈泼斯杂志》发表公开信，谴责“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日益受制。当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正席卷美国，社会对于种族主义言论的谴责情绪高亢，拉什迪的观点引发强烈反对，认为这体现了“老古董的优越感”，甚至有评论家直言签署公开信的都是“有钱的傻子”。拉什迪不是傻子，他接受这种观念的变化，却依旧感到失望。“当初那些为我挺身而出（保护我不被追杀）的人现在可能不会再这么做了。”拉什迪后来表示，“冒犯别人就应该受到批评，这一观念如今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
▲拉什迪出席《午夜之子》同名电影首映礼。
事实上，在霍梅尼的追杀令刚颁布时，“冒犯是否应有度”就引发过讨论。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谴责暴力袭击，但认为拉什迪“不应该诋毁穆罕默德”；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称拉什迪为“危险的机会主义者”；英国小说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建议拉什迪撤回《撒旦诗篇》，以免引发“一场20世纪圣战”，危及那些“既没写书也没读这本书”的旁观者。当时的穆斯林世界却有拉什迪的辩护者。埃及小说家纳吉布·马福兹（Naguib Mahfou）认为《撒旦诗篇》具有侮辱性，但依旧捍卫它的出版权。叙利亚教授萨迪克·贾拉拉勒-阿兹姆（Sadiq Jalal al-Azm）则指责：“西方理所当然地认为，穆斯林国家根本不配拥有严肃的异见人士，也没有能力培养这样的人。”
而现在，关于《撒旦诗篇》的争议观点反而比以往更两极化：要么支持，要么反对。英国专栏作家凯南·马利克（Kenan Malik）表示，拉什迪的批评者看似输了，却赢得了事实上的胜利。“《撒旦诗篇》依旧在出版，但关于它的核心争议——即冒犯某些人、某些群体、某些宗教等是错误的——已经更受主流认同。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已经内化了伊朗的追杀令，逐渐认为应该进行自我审查。”美国作家大卫·里夫（David Rieff）也表示，如今的出版社在看到诸如《撒旦诗篇》这样的作品时，不会选择接受，因为书籍的内容会冒犯读者，“就像追杀令所说的那样，语言即暴力”。
“言论不是暴力。暴力才是暴力。这种区别永远不能被淡化或遗忘。”拉什迪遇袭后，曾和他一起发表《哈泼斯杂志》公开信的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再次呼吁人们重视日益严重的自我审查问题。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对言论自由的探讨不应被升级。“拉什迪从来不想成为一个象征”，他的密友、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 Kunzru）表示，不应将刺杀事件作为言论自由议题的辩论素材，“‘言论自由’被那些实际上志不在此的人用作了攻击他人的武器。”曾于2019年被伊朗列为“危险人物”的作家罗亚·哈卡吉安（Roya Hakakian）认为，拉什迪事件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作家、思想家应该能够自由地在作品中探讨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议题，“但没人这么说，大家只是在口头表达支持”。美国笔会主席阿亚德·阿赫塔尔（Ayad Akhtar）则指出，对于很多人来说，为拉什迪和《撒旦诗篇》辩护很容易，但在遇到那些和生活相关、想法不一致的事件时，是否仍认同和支持“言论自由”，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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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谨言
编辑—清微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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