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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替:美国高院的撕裂

摘要: 妇女堕胎权背后的制度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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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晚上,美国新闻机构又出现了一次“第一修正案”行动——网络媒体机构Politico发布了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起草的判决草稿,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代表法庭多数意见,撰写了这份文件。他最后写道:“堕胎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宪法并不禁止每个州的公民约束或禁止堕胎。罗伊和凯西僭越了这一权利。我们现在推翻了这些决定,将这一权利交还给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

上面提到的罗伊和凯西分别是,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Roe VS. Wade)在全国支持了妇女的堕胎权,在1992年的《计划生育组织诉凯西案》中强化了妇女的堕胎权(孕妇没有通知伴侣的义务),被合并简称为“罗伊和凯西”,是美国妇女进步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当然这一泄露的草稿并不是最后正文,但基本上结果不会变化太多,作为保守法官的代表之一,阿利托来撰写这篇为“罗伊和凯西”盖棺定论的文章,的确也是有明确的政治意味。简单说,6月份高院休庭之前公布最后的判决,在公布的当天,联邦关于不允许各州立法堕胎的限制就立刻取消,美国立刻分成了允许堕胎的州,和不允许堕胎的州。因为有所谓“触发法案”的设置,在公布当天,就立刻会有十几个州自动启动已经准备好的反堕胎法,而未来一个月,也会有新的保守州新创触发法案,加入到禁止堕胎的行列。


也就是说,50%的美国女性在6月的某天,会突然失去在大部分国家都有的合法堕胎权,必须到自由州才能安全合法地去堕胎。如果要在美国的媒体语境中讨论这些问题,肯定陷入非常复杂的生育和神学讨论,但其实只要跳出来,看看中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或者大部分正常国家,合法堕胎权都不是一个问题。至于一些保守州的反堕胎法甚至反对被强奸的妇女堕胎,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简单说,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加上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制,导致了在一个已经在讨论性别认知的时代,美国人还突然回到50年前禁止堕胎的日子,这种时代的大倒退,真的让在疫情和国际冲突时代已然郁闷的人类,更加唏嘘。

阿利托的判决泄露,自由派愤怒的是判决本身,而保守派认为这是自由派不守法律,竟然史无前例地泄露判决,试图通过社会舆论干预司法独立。但其实自由派的愤怒有点矫情:明明9个大法官中,已经有6个是保守派了,“罗伊和凯西”,早就宣告死亡,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到底死亡什么时候到来,然后由谁宣布而已。


因此,阿利托判决也是自由保守阵营正式宣战的号角——实际上“罗伊和凯西”的死亡,意味着地方选举的重要性:各州的州长选举、州议会选举,将决定本州妇女是否还拥有基本的堕胎权。


但美国妇女堕胎权在联邦层面的失手,会让更多的人对美国民主制度失望。这已经不仅仅是团结的问题,而是一拨人剥夺另外一拨人的身体选择权利,而且打着上帝和下一代的名义。之前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移民、疫情控制等等事件中,很多政治活动家还在努力填补美国各种观点之间民众的矛盾,但在“罗伊和凯西”被推翻后,美国年轻的自由派应该明白,选举人团制度加上大法官终身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众基本权利获得的障碍。

美国民主的缺点,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更麻烦的问题是,依然没有任何人有信心说,哪里是更好的制度方向,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其他制度的缺点也是很多。也许美国人大概已经灰心地承认,这就是真实世界吧。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比1992年更像历史的终结——反恐战争看上去基本结束,西方全球化进程到了顶峰,美国放眼望去,也没任何主要的敌人。但今天看来,疫情还没结束、全球化冲突愈演愈烈、美国国内的自由保守对立,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敌我阶段——对那些被剥夺身体选择权的美国妇女来说,共和党就是她的终生敌人。


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一代,大概都没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全面混乱,和在各个方面的对立与撕裂。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吧,目前互联网、大数据和AI带来的新技术革新,让传统的上层建筑遇到了挑战,谁能处理好这一挑战,谁就能顺利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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