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跑步，十几岁的戴森带给自己一种“逃离学校的片刻愉悦”——“我不主张孩子们以我的选择和玩世不恭的学习态度为榜样”，七十三岁的戴森回忆起自己令老师们很沮丧的文化课成绩时说，“我把劲儿留给了体育运动和生活中可以发挥创造力的事儿”，在其中，“我明白了刻苦练习、团队合作和战术的重要性。出其不意的战术规划，以及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生课程。这些能力不太可能从文化课中学到，当然也不可能从死记硬背中得到”。体育之外，还有“戏剧表演，这种我非常喜欢的活动，教会了我读懂人性，表达思想，掌握讲话的艺术” 。
在学校之外，“家庭生活也教会了我们许多。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从8岁起，我就在单亲家庭长大，学会了分担家务。”“我由衷地感谢母亲让我参与了这些家务活。她教会了我缝纫、编织、制作地毯以及做饭。我自学了修理自行车。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东西、自学成才、无所畏惧，成了我的第二天性。通过制造东西来学习和通过课本知识学习一样重要。”戴森认识到，“真切的体验是强大的老师。也许我们应该多注意这种学习方式。并非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学习。”
确实，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不只是学习方式不同，天赋倾向、激情热望、人生目标，都各自不同。幸运的是，学业成绩不彰的戴森遇到了一位很有见识的校长。洛吉校长在戴森中学毕业时给他母亲写的信是这么说的：“我不相信他真的不聪明，我期待他会在某个方面表现出来。”校长又给18岁的戴森写信说，“尽管我们不得不假装学业很重要，但相对而言，它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不受那种无聊的、充斥着书本知识的学位束缚，你会做得更好。”
聪明，本来是多维的，但在多元智能的视角中，常规的学校教育对于逻辑与数学能力和语言能力这二者给予了非常高的权重——如果不是过高的话——课程设置、学业成绩基本上就由这两个维度主导。以戴森的例子而言，制造些新玩意、动手尝试是他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中历练出来的一种特别的专长。父亲早逝后，母亲独自抚养着3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下定决心，即使手头不宽裕，也要努力好好过日子”。戴森用父亲留下的设备在坩埚中熔化铅，然后将危险的熔化后的铅倒入模具中。“通过经历一次次的失败，我会找到自己的方法把事做成。我把这一点归结为8岁之后没有父亲告诉我该如何做事情。”这种特殊的干劲儿对于戴森一生的影响也许比学校当中的课程学习、知识获取要大得多，帮助他能够在4年5126次失败后继续设计并实验第5127个气旋吸尘器手工原型，让他满身灰尘、满身债务却仍然乐此不疲。
所以，戴森的校长和老师们的确辨识出戴森的专长和热情是在课业之外的，但正常的考试升学制度却并不包容这一点。幸好他9岁时有过的绘画习作（得过一个杂志的奖），让他在中学毕业和大学入学之间的间隔年中，得到了在拜厄姆-肖绘画学院预科的听课机会，并碰上了“具备一种特殊的天赋”的莫里斯-德索马里兹校长。他“能够准确无误地知道一个学生擅长什么，即使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鼓励我们相信，只要打开正确的大门，加上热情，天赋就能闪闪发光。这是我一生牢记的事情。”因为这种相信，戴森热情迸发。
很快，间隔年即将结束，校长找戴森坐下来聊一聊，并告诉他也许“设计”这条道路可能适合他。要知道在1965年，设计作为专业更不要说产业的价值还没有被认识——战后的人们只要能买到商品就很知足，根本无所谓设计。独具慧眼的校长给戴森解释设计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范畴，并让他意识到“我所深知我喜欢制作东西”这一点与设计的精髓是很契合的。不仅如此，校长还引荐给戴森他自己母校——皇家艺术学院正要开设的教育试验项目，第一批打算招收3名没有本科一等学位的学生（大家可以试着理解一下这里的含义）来与其他常规学生进行对比观察。
结果，这个教育试验项目挑中了在主流教育评价体系中一直是个“异类”的戴森，考取后比别人多学了一年的他，从此走上了贡献终生的设计与发明志业。应当说这两位校长都称得上是戴森的成长伯乐，也让我们看到世间第一等职业“教育者”在立人达人上能够展现出的伟大与美好。而很多试验性的教育项目（特别是其初始阶段）常常作育出些富有开创性的“异类”来，这里头也有自我选择和皮格马利翁效应的作用。
杨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经管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合著)、《在明明德》(合著)，译有《要领》《教导》等。插画：邵忠
也许正因为自己脱胎于这样的成长路径，作为当代杰出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的戴森，在他的自传《发明》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对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颇多批评，虽然他字面上点到的是英国，但该认真倾听、清醒反思的却不仅限于某个国度。
戴森的批评是从一个观察开始：整个社会对制造业及其工作尊严的价值认同严重下降，并且传导到教育体系中，形成正反馈，愈演愈烈，制造产业不景气，制造岗位缺乏吸引力，教育机构不愿也不能培养制造业需要的人才，制造业更加缺乏竞争力，于是，养大了这头妨害经济社会发展的“灰犀牛”。
说到动机的源头，他回顾了英国的历史——工业革命带来一系列创新之后，大部分工匠或中下层阶级、第一代实业家囤积了巨额财富，却想让自己的下一代走出工业或脱离劳作。工业巨头的后代被送到好学校，沉浸在古典文化中，学习打猎、捕鱼和射击，看不起这个让他们从制造者变成“绅士”的产业。于是，“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对学习退步对学生说过的最糟糕的话就是，‘你最终只能到工厂里上班了’，我就被这么说过。成绩不好的学生会被‘流放’到工厂”。
“流放”这个字眼听起来刻薄，其实入木三分般真切。二战后特别是七八十年代起，“文凭主义”盛行，考试成绩不好，上不了大学接受精英教育，“分类机器”会将你流放到工厂和只需也只能动手的岗位上去。这个社会分工，虽是分类分流，却有着很强的“分层”性，并影响相当长久。
尽管戴森确信“生产线和工厂是浪漫的地方，它们真的很让人兴奋”，但他看到的普遍状况是——在社会公众看来，“任何投入少、回报高的工作，都是好工作。手工制造东西是非常糟糕的工作，而用工厂里的机器制造东西更糟糕。”
戴森还举了个有趣也有深意的例子，那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说，深受英国人喜爱的开幕式表演同时反映了英国制造业在人们心目中的消沉。“开幕式主旨是庆祝英国从工业革命中劳动密集型的‘恶魔工厂’走向整洁的21世纪的‘创意产业’新世界。这种沾沾自喜的感觉强化了工业——工程和制造缺乏创意的固有观念。我们不应该像开幕式暗示的那样对工厂感到羞耻。”戴森认为表演中的这种看似是讴歌进步的价值观嵌入，其实是刻画并强化着人们对“在工厂工作是下等人生选择”的刻板印象，实实在在地矮化着制造业和一线工人的形象。
《发明：詹姆斯·戴森创造之旅》
反过来，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工业4.0道路时，自信地将“现场力”作为日本的竞争优势，认为现场力的建设非一日之功，其基础建立在整个社会环境对工程师、工科人才的认可、尊重上。人们普遍认为，在工业界中从事现场工作、持续改善提升有效性的“现场”工程师，其价值会对工业4.0成败与否起到举足轻重的决定作用。
戴森也从英国官员的出身对此产生的影响做了分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领导者对制造业几乎没有兴趣。部长和国会议员很少有工业或工程背景。他们对长期主义思维方式和制造业要求的纪律性有些反感。”官员们喜欢快速、短期，喜欢金融投资，而对于制造产业和实体经济缺乏打心眼里的喜欢。
回到对教育问题的反思，戴森从自己成长中的一手经验总结道，“年幼的孩子喜欢制造东西。通过双手来实现想法、表达自我，符合人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却常常被教育体系所扼杀。父母和学校被驱使着让孩子读高中、上大学，且教育系统的运作形式更偏重于智育。由于学生面临着升学考试的压力，制作东西会被认为是浪费时间。”是的，各层级的考试都不考核手工与制作。
父母、学生和社会的普遍认知是这样的情况下，“设计和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非常低。学校在这方面往往欠缺足够的设施，同时合格的老师也少之又少，结果就是工程师严重缺乏，以及人们普遍认为工程师和技术员在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上，明显不如银行家、网红博主以及品牌经理。”
然而教育的问题，从来不是教育界内部的问题，既不是仅由它带来，也不可能仅靠它解决。戴森建议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教育年轻人的方法，使工程领域展示出它原本的精彩。可悲的是，鲜有媒体鼓励年轻的工程师走这条令人兴奋的道路。在英国，社会上下仍然对制造业抱有轻视、厌恶的态度。人们无法自己更换插头、修理割草机或在墙上钉一幅画，却常被视为文化高雅和社会阶层优越的标志。”而解决这个超越“教育”的问题，戴森认为，政府要负上更大的责任，首先“是如何营造一种科学、技术和工程备受尊重的文化”。
面对戴森的这些“并不陌生”但可能“熟视无睹”的批评，需要反思的，不只是英国的政府、教育界、传媒或是社会，这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戴森作为他笔下“让我觉得悲哀和担忧”的教育逻辑的一个例外，在他自己看来实属侥幸。书中，他在为自己所创立的戴森工程技术学院做推广的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政界、教育界仍然对此无动于衷或者流于口头的沮丧。
戴森的批评，不仅针对的是动手、劳动、技术与工程在精英与现代教育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造成对于实体经济产业发展的阻碍；这些逆耳之言也启发我们反思已经习以为常的现行教育评价体系，是否存在着某种算法预设，实质性地、体系性地贬低和压抑着数理逻辑与语言表达能力之外的天赋与才能？这对于社会的未来，会产出怎样的问题？各界各方，又该如何变革与解决？
而戴森坦诚道出的这些也许会被认为无法复制的成长经历、教育体验，那些绝非有意为之的独立与反叛，以及难靠规划设计而极为关键的点拨与引荐，本身也提供给有心的教育者们一种为师度人的反省。你看我们的眼前，不正活泼着下一个戴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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