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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教育部因高考中的“杀手考题”道歉，宣布取消难度极大的考试题目，希望打破私立教育的恶性循环。在私立教育产业庞大、以高压应试闻名的韩国，取消“杀手考题”就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吗？
▲韩国大学生庆祝毕业。
韩国高考相关网络社区和论坛，忧虑和恐慌的氛围正在蔓延。“目前正在上复读补习班，‘杀手考题’相关政策公布以后，班里的半修生明显增加了。”“因为‘杀手考题’没能考上顶尖大学的半修生都来补课了。”诸如此类的帖子屡见不鲜。所谓半修，指的是上大学后重新参加高考的行为——他们既是大学生，也是复读生。而所谓“杀手题目”则是指高考中那些超高难度试题。它们涵盖许多科目，从复杂的高等数学与逻辑判断题到“我和你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吗？”和“机器人会怎样代替人类劳动力？”等社会话题均有涉及。讽刺的是，这些评论里提到的“杀手题目”相关政策颁布的初衷却是为了整顿补习班这类私立教育。这一切源于上个月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一次“即兴”发言。
6月15日，韩国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李周浩在新闻发布会上传达了尹锡悦的意见：“在学校没有学的内容就不要出现在高考试卷上。”据说这是李周浩在给尹锡悦做教育改革推进情况报告时，尹对他说的，原话为:“公共教育课程中不涉及的问题，应该被排除在高考试卷之外，不然不就是让考生无条件依赖私立教育？”而当天李周浩的报告内容并未涉及高考这一议题，是尹锡悦本人直截了当地主动提出的。
总统直接提及高考出题非常罕见。四个小时后，政府划清界限说:“这只是尹总统向李周浩副总理要求减轻课外辅导对策时提及的原则性发言，要通过公正高考使公共教育正常化，减少课外教育负担。”总统室认为，李周浩擅自解释并转达了总统的发言，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反复说明，尹锡悦的核心是“公正高考”，绝对不是说“水高考”（意为试卷相对容易的高考，“火高考”则是指难度较高的一届高考）。“不是说不要在高考中出现教科书中没有的内容，而是要通过公共教育课程中的内容来让学生具备辨别力。”据悉，尹锡悦本人也就自己的“课外教育改革”意志变质为“高考难易度”争议表示强烈担忧。执政圈高层相关人士强调说:“应该尽快解决争议，朝着‘私立教育改革’的议题推进。”这里的私立教育主要是指在学校之外的课外辅导。政府也正式展开了针对课外教育的全方位施压。教育部着手对大型课外教育机构和讲师进行税务调查，同时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宣传高考出题委员参与教材编写的出版社等进行调查，并委托警方调查两起私立教育企业和高考出题委员勾结的嫌疑。
即将面临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面对相关政策时更多的则是恐慌。他们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许多人提及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课外教育改革，当时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表示:“将通过调整高考难易度，减少课外教育费用，使公共教育正常化。”这实际上预告了一场“水高考”，这一年毕业生(复读生+半修生)应试者比率比一年前增加了1.5个百分点，给应届生带来了不少压力。这一幕似乎将要在今年11月的韩国高考重演。不少课外辅导机构更是打出“此次‘水高考’是机会”的标语，并开设相关讲座、课程等，表现得非常机敏。
▲韩国考生参加高考。
公立私立之争
在韩国，私立教育一直是个庞大的产业，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3月公布的《2022年小学、初中、高中课外辅导费调查结果》显示，去年课外辅导费总额达到26万亿韩元。自2021年以23.4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后，仅过一年就增加了10.8%。当然这其中也有整体物价上涨等原因，但相较于5.1%的物价上涨率，课外辅导费用总额增加尤为显著。去年，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达到78.3%，这些学生人均月课外教育费为52.4万韩元（约为2900元人民币），这也是自2007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金额。
韩国教育学者李京淑在《考试国民的诞生》(2017)中写道:“韩国教育史是选拔的历史。”公共教育与学生被选拔制度所束缚，为准备笔试、内审、论述、社会服务分数等入学考试所需的东西而战战兢兢的过程就是教育的全部。从根本上看，这可能是因为学历对工资溢价等劳动市场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有人可能会把这解释为韩国人对于梦想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毅力，但这更多的是与韩国社会对阶级、职业固化的态度有关。BBC曾在2021年的一篇报道中形容韩国的高考是“世界上最难的考试”，考生们反复过着“吃、学、睡”的生活，因为高考并不是单纯的考试，而是能“决定职业和未来人际关系”。在这个国家，无数人在二三十岁的时候还在准备考试，高考、技能考、司法考等等，希望通过这些考试在政府、国有企业、大型企业谋差事，改写人生。甚至连现任总统尹锡悦都是在八次失败后才通过了司法考试。据统计厅去年5月的统计，在420万名18至29岁的非经济活动人口中，40%以上的人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或专业技能考试；16%的人想成为教师、记者或在国有企业工作。
在这样的社会体系和教育系统中，竞争越激烈，课外教育就越会钻缝隙。几十年里，政府不止一次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改变社会对私立教育的过度依赖。1972年，韩国政府为加强大学入学的综合能力评估，增设了体能训练这一环节。然而在改革的第一年，便出现了体育课外辅导班，1990年为了得分而练习“长跑”的三名高中生死亡，体能测试才与高考诀别。1993年，为了终结以分数排队的入学统考，消除以背诵为主的教育弊端，以评价综合思考能力为宗旨的“大学入学修学能力考试”华丽登场，也就是现行的高考。这一制度的创始人高丽大学名誉教授朴道顺（音译）表示，修学能力考试的初衷是以综合能力评价学生是否有能力去接受大学教育，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样的制度可以减少课外辅导。教授们针对“如何在考试中体现考生的逻辑思考能力”这一问题反复进行研究。最终，以美国的SAT为原型，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研究，从1990年到1992年共进行了7次“实验评估”。
但遗憾的是，30年过去了，高考变成了各科目的统考形态。将高考分数作为部分参考，结合论述、日常成绩、面试等进行高校录取的初衷化为泡影。朴道顺在近期《中央日报》的采访中也指出，现行的高考失去了本来的宗旨，初期构想早已破灭，与这个时代人才培养教育相去甚远。目前的高考对做过越多试卷的人就越有利，“题海战术”是拿到高分的绝对利器，这样的情况下，考生和家长们必然将提高对课外教育的依赖度，补习班不仅提供多种应用题，还传授减少失误、更快解答问题的要领，高考沦落为“被课外教育分析和占领的考试”(赵章勋，《大峙洞》,2021)。
如此看来，“杀手考题”被刻画为导致私立教育野蛮生长的罪魁祸首，似乎并不科学。当然，对于取消“杀手考题”的措施，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考生和家长，以及教育界的反应之所以冷淡，是因为政府对课外教育措施过于局限在框架内。今后大学入学政策的方向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靠改变入学考试就能解决的问题。在野党及媒体认为，将学历崇拜、劳动市场等因素排除在外，讨论这一议题意义并不大。虽然这种结构性问题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但作为执政党，至少应该具备中长期发展蓝图和推进计划，尹锡悦的“杀手考题”讨论过于狭隘、渺小。
▲高考考场门外，学生手举标语为考生加油。
内容来源自《周末画报》
撰文—朱怡
编辑—Y
图片—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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