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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出版新书《森林里的老婴儿》（Old Babies In The Wood）。这是她在2019年作品《遗嘱》（The Testaments）之后发布的第一本新书，也是陪伴她50年的丈夫去世后，阿特伍德出版的首部作品。科幻、神秘、寓言和女性视角，《森林里的老婴儿》依然是读者熟悉的“阿特伍德味道”。《纽约时报》称赞阿特伍德是今天的“未来学家”，她回望过去又看向未来，“她从刚刚走过的地方向后呼唤我们，让我们知道前方是什么在等待人类”。
一头灰白卷发，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外形上最引人注目的标志之一。这头卷发异常蓬松，阿特伍德年轻时它当然是黑色的。到她略微上了年纪，卷发逐渐变灰变白。阿特伍德今年83岁，当她成为西方最著名的在世作家之一后，这头白发跟着阿特伍德登上时装杂志大片。她在采访里强调造型用到了假发片，当然它还是灰白的。她从没想过染发，年轻时曾尝试将它拉直，结果“惨不忍睹”。她对Bustle新闻网说，拉直的头发好像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
也许在今天，外界不应该再揪着女作家的外貌谈论不停。但在阿特伍德这里，白发为她增添了一种神秘的气质，无关好看与否，更像是延续她那些追求自由、打破常规的文学作品。3月，阿特伍德出版最新短篇小说集《树林里的老婴儿》。这是她在2019年作品《遗嘱》之后发布的第一本新书，也是陪伴她50年的丈夫去世后，阿特伍德出版的首部作品。《树林里的老婴儿》里满是科幻、神秘、寓言和女性视角等读者熟悉的“阿特伍德味道”：一只蜗牛被改造成人类、一个母亲用巫术来应对生活中的烦恼。《纽约时报》在书评中将阿特伍德称为“未来学家”：“有时我们会求助于一些作家，因为他们不经意间预测了我们的未来，有些作家熟练地诊断我们的现在，有些作家为我们解释过去，还有一群离群索居的人，为我们提供超越地理、现实与时间的故事。如果有谁能在漫长而多样的职业生涯中做到以上全部四点，那她只能是阿特伍德。”
反乌托邦的冷
阿特伍德嗓音低沉，身板小而伛偻，步伐很慢。接受《赛斯·梅耶斯深夜秀》采访时，她背着一个红色的小包上台，普通得不像登台热门节目，更像是从她笔下的奇异世界里画个圈圈回到现实，还顺路在楼下买了份报纸。她对梅耶斯娓娓道来，《树林里的老婴儿》的每个故事都有现实基础，为了收集素材，她去上了急救课程，还是课上最年长的学员，“不怕告诉你，里面很多人都比我年轻不少呢”，她看起来就是任何读者下楼都能碰到的温柔奶奶。
翻开阿特伍德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字里行间却并非全是温情，它们常让读者冷汗直冒。美国国家广播电台评价，阿特伍德“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写了几十本横跨不同时代的书。她的写作，直到今天，依然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安，因为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基于现实改编的。”不得不提的当然是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这部出版于1985年的作品虚构了一个倡导极权主义、女性沦为杂役与生育机器的“基列国”。2019年起，许多现实中的女性选择穿上红色长袍、戴着白色帽子的“使女”打扮，在美国各地抗议性别不公。这身打扮被《连线》杂志与Quartz新闻网等主流媒体评为“2019年最有影响力的示威装扮”。这一年，小说《使女的故事》已经出版34年，阿特伍德本人已经80岁了。她曾对记者说，《使女的故事》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因为“里面的每个元素，每个细节，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她将《圣经》故事、欧洲“猎巫”历史与美国极权主义混合在书中，想象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最终在部分地区部分成真的未来。
△2018年，美国民众打扮成《使女的故事》里的使女示威。
与现实的融合，正是阿特伍德最广为人称道的特色之一。阿特伍德曾对英国《卫报》提出，她不喜欢将自己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科幻小说里有怪兽和宇宙飞船，我只有棕色的纸盒，里面是我的研究简报。”1979年，她出版了讲述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研究部门的小说《人类之前的生命》，被一本古生物学杂志赞扬“细节真实”，这让阿特伍德“受宠若惊”：“我喜欢把事情做对的感觉。空闲的时候，我爱看科学读物。”阿特伍德最喜欢的作家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她曾自嘲“我大概9岁或者10岁的时候就被乔治·奥威尔摧毁了，因为我读了《动物农场》（Animal Farm），我以为它就像《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以动物为主角的英国童话）一样。”文学杂志《INQUE》邀请在世作家“采访”他们喜欢的已故文学家，阿特伍德就选择了奥威尔做采访对象，与他讨论阶级、独裁与性别问题。她也喜欢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傲慢与偏见》和《呼啸山庄》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教会我辨别应该远离怎样的男人”。在新书《树林里的老婴儿》中，阿特伍德虚构了一个由女性负责、控制人类命运的世界，女性发起“解放所有人”（Free For All）活动，她们对抗性传播疾病的方式是“每个人必须要有包办婚姻、必须有纯洁的性关系，否则就要死亡”，经历疫情与新一轮两性平权活动的全球读者自有解读。
“阿特伍德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雅努斯（IANVS），雅努斯有两张脸，一张看着过去，一张望着未来。”《纽约时报》评价。阿特伍德回忆，自己从小就对身边的虚构故事异常着迷。“讲故事是人类的工作。你人生中遇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他们在不断地修改这些故事。”阿特伍德出生于二战开始后的1939年。她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母亲是营养师。父母的婚姻美满异常，“我父亲在师范学院看到我母亲从栏杆上滑下来，当即决定那就是他要娶的女孩”。战争期间，父亲利用昆虫学知识在魁北克森林昆虫研究展工作，阿特伍德的哥哥和妹妹跟随前往，森林里没有电视，三个孩子只有收音机和许多书籍。“我父母的理论是让孩子们单独待着。我们不经常玩洋娃娃，只会把几个毛绒玩具排成一排来打仗。”6岁，阿特伍德开始写诗。她的心脏有些遗传疾病，跳动不规律。阿特伍德和着这种不规律的节拍创作。高中时她立志要成为作家，她的高中好友在年鉴中写道：“佩吉（阿特伍德的昵称）的理想是写一部伟大的加拿大小说。”
△1992年，阿特伍德在美国密歇根。
她的父母并不理解，当时的加拿大几乎没有女作家，“他们很惊恐，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靠这个谋生。他们认为我应该学科学”。但阿特伍德坚定异常，在多伦多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后，她开始向各个杂志投稿诗集。她将前往哈佛读博、回到加拿大工作、订婚又分手的经历写在日后作品《可食用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和《神谕女士》（Lady Oracle）等小说中。与许多作家规律、近乎军训般的写作时间表不同，阿特伍德说自己多年来“没有任何写作规律”，她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能写作，只需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随着阿特伍德名声渐起，她受到加拿大许多男作家的敌视，有人认为她“看起来十分冷漠”，认为她传播的女性主义故事“让人害怕”。1976年，阿特伍德出版《神谕女士》（Lady Oracle），讨论女性一生不可逃避的外界评价与无法真正实现的自我认可。这本书出版第二年，加拿大才通过《人权法》，规定不同性别、种族、宗教的人都应“同工同酬”。但在1980年代阿特伍德享誉全球时，加拿大女职员的平均收入依然只有男性的72%。
幸好她的丈夫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十分支持妻子工作，第一个读她的作品，提供修改意见。她的文坛同行中有不少人发自真心地赞美阿特伍德，评论家亚历克斯·克拉克（Alex Clark）说，阿特伍德“通过打破不同的小说类型来反映人物心理，她在不断地颠覆传统小说题材类别”。她最著名的作品都是融合各类风格的故事：《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讲述辛克隆星球上织地毯到眼瞎的童工变身职业杀手、姐妹花在战争阴霾中试图拯救对方的悲剧。《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以《圣经》中的洪水为原型，讲述迅速蔓延的疾病如何吞噬全球。2000年，阿特伍德《盲眼刺客》获得文学界最高荣誉之一布克奖（Booker Prize）。2019年，她因《使女的故事》续篇《遗嘱》再次获奖，是历史上第二名两度获奖的女作家。
△阿特伍德和伴侣、小说家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
生命的温情
《盲眼刺客》和《使女的故事》让人深思，但绝不能说阿特伍德是冷漠的。在她的许多其他作品中，阿特伍德流露出对于生命，特别是女性的温情。《猫眼》（Cat’s Eye）以女性间微妙的竞争关系为主题，被许多读者评为“细腻地揭露了女孩成长过程中可能碰到的所有感情”。在新书《树林里的老婴儿》中，阿特伍德为一对名叫“尼尔和提格”（Nell and Tig）的夫妇创作了六个小故事。“尼尔和提格”首先在她2006年的短篇故事集中出现，但在今天，“提格”已经因病去世，就像陪伴阿特伍德多年的丈夫格雷姆。在题词中，阿特伍德将《树林里的老婴儿》送给格雷姆，“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并不是一直在陪伴我。今天，他依然在我身边，我知道是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当《名利场》（Vanity Fair）的记者评价《寡妇》这个故事“美丽而悲伤”时，阿特伍德问她：“你多大了？”
“31岁？你等等看，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的。31岁的时候，你无法想象死亡，因为死去的人通常比你大很多，要么和你同龄。如果比你大很多，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和你同龄，那是一个悲剧。年轻的人离世是悲剧。80岁的人离世，是生命之环的终结。”阿特伍德回答，带着一种坚定沉着的语调。“死亡依然是毁灭性的，但它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悲剧性。”她在采访中没有过多悲伤，她依然有那种冷冷的幽默感。《使女的故事》被美国一些地区图书馆封禁，阿特伍德举着喷火枪，对着一本特殊材料制成的不可燃书籍喷火回应，照片一度登上推特热门排行榜。她对《连线》杂志说“变老的感觉好极了”：“比你们年轻人现在想象的还要好。只要你身体还行，没有痴呆，你会发现自己少了很多压力。你可以稍微出格一些，特别是和现在的年轻人比，少了许多压力。今天的人太害怕被社交媒体上的人打败。ChatGPT让人焦虑，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所有它回答的问题打上水印，让人们知道是AI的作品。”
△阿特伍德和电视剧版《使女的故事》主演。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的确有不少变化。至少没有人再问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男人’了。人们现在问我许多关于未来和希望的问题。这个世界可以更公平吗？是的。”阿特伍德说。
“阿特伍德的大部分读者都比她年轻。她的故事，即便是无意识的，也是她作为先遣部队的智慧。”《纽约时报》评价，“它们不是来自她推测的未来，而是来自我们都在走向的未来。如果人类足够幸运，这是阿特伍德的一种新未来主义：她从刚刚走过的地方向后呼唤我们，让我们知道前方是什么在等待。”
内容来源于《周末画报》
撰文—林湃
编辑—Y
图片—GETTY、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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