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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20日开始审判“冈萨雷斯诉谷歌”案的时候，应该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因为最终导向的判决，直接影响到230条款的生死，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全世界科技政治的走向。
目前美国《通信礼仪法》第230条规定，网络平台不能因为其用户发布的内容而承担法律责任。这种基于通讯时代“网络中立性”原理延续到算法时代的原则，一直是美国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的原因，也是各国互联网产业借鉴和参考的对象。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在美国最高法院为平台辩护。
在原理上大家都同意，犯罪分子打电话商量犯罪活动，电讯公司不能因此而负有责任。因为如果要求电讯公司对所有在其平台承载的犯罪行为负责，这个解决方案所带来的问题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但对一个算法推荐平台来说，如果平台（无论是脸书还是TikTok），反复地推荐色情、暴力的东西给特定的人群，导致这些人受伤或者铤而走险，那么平台是否有责任，这是有争议的。在剑桥分析案中，国会议员就对脸书颇有微词，认为就是这些平台的算法才导致极端思想传播，甚至干预政治的活动出现。
很多NGO认为，平台算法传播符合人性弱点的内容，让人更加追求人性之黑暗面，这已经是许多人的一种观点了。这种千人千面的推荐，只能导致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分裂和极端事件的诞生。如果说这些人类悲剧面前，科技造成的问题是我们共同要解决的问题，那么230条款是给了科技公司太多的保护，不利于这些问题真正的解决——起码这些互联网平台得肩负一点自己的责任吧。
“冈萨雷斯诉谷歌”案中，23岁美国学生在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中遇害，死者的家人指控谷歌在YouTube平台上托管恐怖组织视频，并且向有极端思想的人进行关联推荐，这如果说谷歌没责任，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这看上去，的确“像”煽动和传播恐怖主义。
在欧盟等地区，平台会被直接要求删除视频，并且公司会建立相应的机制，制止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但在有第一修正案的美国，平台辩护说，因为230条款，他们不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这个案子才一直打到最高法院，为人瞩目。
2月20日的法庭辩论记录已经公布，从整个记录看，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大法官，都在努力地理解算法算不算一种非中立的立场，也非常犹豫直接认定平台算法不具备网络中立性的豁免权是否合适。这些大法官在新的技术面前，都在反复说这样的句子，“如果我们认定这个不再中立，那就意味着整个互联网平台有了对亿万用户的责任”。
也就是说，大法官们非常担心自己的一场改变，会导致一次地动山摇。在他们懂得的意识形态领域，这些自由派或者保守派的大法官，可能自从业开始就是为地动山摇做准备，但那是他们能理解的政治。在科技领域，这些像神一样拥有司法地位的人，也担心自己因为不懂、胡乱判决，而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
因此，无论政治观点左右，大法官们在2月20日的法庭讨论中都采取了“如果你不能100%地说服我，我就维持现状”的思路，而说服的责任就落到了这些NGO和个人身上。卡根大法官甚至建议，如果要认为算法是一种不中立的立场，也只有国会——代表全体民意的机构——有这样的能力立法。如果连国会都没有这方面的结论，让九个不会编程的大法官去做这个互联网公司的生死决定，似乎不合适。
但卡根说得不完全对。对于儿童保护，230条款并不是互联网公司的保护伞。这个高压线是执法部门和立法机构绝对不会放松的，也没有多少互联网公司敢于在这个方面进行多抵抗。卡根说得也对，既然230条款其实根据情况侵蚀它的保护能力，那么为什么要最高法院做一个非黑即白的困难决定？同性婚姻这九个人还能做点决断的决定，但算法的好坏以及地位，这九个人完全不觉得自己能够裁决。
所以AI社会也许会更快地到来，因为所有反对AI的人，都没有足够正确的知识动员自己的反对，而大法官们，谁都怕亲手灭掉一个进步和科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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