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公布，关注国家为何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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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一些国家繁荣，而另一些却贫穷？国家间不平等又是如何产生的？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那就是：“制度很重要。”10月14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正式公布，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芝加哥大学）获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制度如何决定哪些国家能够变得富裕繁荣。他们认为，形成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加繁荣。“缩小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松（Jakob Svensson）在宣布奖项时说。

包容性制度

根据诺贝尔委员会的说法，三名获奖者的研究提供了有关世界各地持续不平等问题的深刻见解。他们通过研究欧洲殖民时期的历史，分析了为什么在殖民时期形成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最终往往更加繁荣。他们对理论和数据的开创性使用帮助更好地解释了国家之间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原因。根据三人的研究，当今的繁荣状况部分是国家制度随时间演变的结果。那些拥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保护了个人财产权，并允许更广泛的经济参与，因此更有可能走上长期的繁荣道路。而那些拥有“掠夺性”制度的国家，则往往只能为当权者提供短期利益。“掠夺性”制度往往只是帮助精英维持控制权，但很少让普通民众分享财富。

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三名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书籍，包括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以及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去年出版的《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他们的研究记录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和日本，能够繁荣发展，而其他国家，如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则未能如此。他们研究的核心是，这些不同的结果并非由地理和文化差异驱动，而是这些地方出现的制度。

在《国家为何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两侧的诺加莱斯双子城为例。尽管两地的人们大体相同，拥有相同的祖先、文化、气候，甚至共享病菌，但生活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的人们，生活水平远高于生活在墨西哥索诺拉州诺加莱斯的人们。他们认为，经济差异是由管理经济活动的制度差异导致的。在美国，产权更加有保障，诺加莱斯（亚利桑那州）的居民对立法的影响力也更大。因此，他们比索诺拉州诺加莱斯的居民更富有。

三名获奖者认为，成功的地方拥有包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二者互为支撑。包容的经济制度（如教育体系、市场经济和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鼓励全民参与经济活动。而包容的政治制度确保了经济权力的分享，形成了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掠夺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会产生相反的反馈循环，精英阶层抓住经济权力，国家则为其保驾护航。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参与经济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可能会被随意剥夺。

制度经济学复兴

阿西莫格鲁在土耳其青少年时期的一段经历使他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当时他在学习驾驶，但当地没有驾校，他和当地其他没有驾照的青少年一样，只能找一个会开车的人到僻静的地方练习。阿西莫格鲁后来去了英国上大学，并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项目。1992年，他在一次研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罗宾逊。当时罗宾逊正在做演讲，阿西莫格鲁坐在第一排。“他几乎反驳了我所说的一切，”罗宾逊回忆道，“然后他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我们在考文特花园的一家印度餐馆旁边坐下，之后我们一直在讨论。”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奠定了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基础。虽然斯密和许多后来的学者都认为劳动分工和对外贸易的开放是繁荣的关键因素，但制度经济学成为热点领域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个曾经在经济学界被冷落的领域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全球化和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表示。他说的是近几年经济学家并不像制度经济学刚兴起时那么热衷于研究制度和历史了。而今年的获奖者使得研究历史和制度的问题“再度流行”。

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因为将历史视角引入对制度变革及其对经济结果的影响的理解，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年三名获奖经济学家的研究。与前辈研究者不同，这三名经济学家的工作之所以与众不同，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运用了数据和方法论。阿西莫格鲁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遇到了约翰逊，并介绍他认识了罗宾逊。三人很快开始探索为什么一些前欧洲殖民地，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繁荣发展；而其他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地区，却没有。关键是找到一个变量，能够解释殖民者在不同地方建立不同制度的原因。约翰逊承担了寻找这一变量的任务。“我想我花了六个月时间读历史书，研究地图集，追寻了很多错误的线索。”他说。然后他找到了一个：欧洲人在不同殖民地的死亡率差异。

三名获奖者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提出，在疾病致命性较低的地方，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更多的殖民者定居下来，并且更有可能建立包容性的制度，促使他们有动力为共同繁荣而努力和投资。而在疾病致命性较高的地方，少数殖民者冒险定居，他们集中精力在短时间内榨取最大回报。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些差异解释了这些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经济繁荣的差异。

殖民主义难题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也引发了“认可殖民主义”的疑问。不过阿西莫格鲁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探讨殖民主义的好坏，而是把世界殖民体系当作是一个既存事实。“与其问殖民主义是好是坏，我们指出，不同的殖民战略导致了不同的制度模式。这些模式在历史上持续存在。”阿西莫格鲁在奖项宣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

三人发现，不同类型的殖民策略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巨大转变。在殖民时期，欧洲国家在控制人口稠密的地区时采用了更多的威权制度，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则通常有更多的定居者建立了更包容的治理形式，尽管这些形式还不能算作民主治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位于古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在欧洲人早期探险时期比北美更富有，但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繁荣已经大大超过了墨西哥。“这种相对繁荣的逆转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诺贝尔奖发布说明中解释道。委员会指出，没有被殖民的地区并未经历类似的变化。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们的研究过于集中于欧洲的理想模式，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全球化和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罗德里克表示，这三名获奖者为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民主可能在成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出了贡献。这是在经济学界以前并不总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在被问及他们的研究是否仅仅是“民主意味着经济增长”时，阿西莫格鲁表示：“我们的研究确实支持民主”，但他也补充道，民主“并非万能药”。“我们的论点是，威权主义增长更不稳定，通常不会带来非常快速的创新。”阿西莫格鲁在奖项宣布仪式上的电话采访中说道。

新闻来源：诺贝尔奖官网、《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英国《金融时报》，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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